1.2《药》导学案 2023-2024学年统编版高中语文选修《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

《药》课前导学案 刘阳 一、课前导入 初中《孔乙己》、《社戏》 高中《祝福》、《狂人日记》 ——“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二、《药》 1、《药》简介 · 《药》是继《狂人日记》《孔乙己》之后，鲁迅创作的第3篇白话小说，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 《药》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小说。这篇小说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暗中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精神，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军阀杀害为暗线，双线交织，构思精巧；在人物刻画上，善于运用白描手法，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形象生动，技巧高超。 2、创作背景 · 鲁迅先生的《药》写于1919年，，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六卷第五号。从作品所处理的题材来看，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1907年就义那个时候，秋瑾烈士就义后四年即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未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妥协，脱离群众，空想依靠少数人的力量（包括使用恐怖手段）代替群众的革命运动。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后被恩铭的亲兵残酷地挖出心肝炒食。秋瑾也因此被告发而入狱，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仙台学医时，他看了日本人杀中国人而另一大群中国人却来 “鉴赏” 杀人 “壮举” 的电影以后，深切感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由此他得出结论：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秋瑾烈士的被害，他更感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必要。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他创作了《药》。 3、情节结构 明线是华家的遭遇，从"买药"-"吃药"-"议药"-"上坟"； 暗线则是夏家的遭遇，从"被杀"-"被吃"-"被议"-"上坟"。明暗两条线索在刑场、茶馆和坟场三次交织，两个悲剧交织起来，形成了一幅悲壮的图景。 4、人物形象 （1）华老栓夫妇：华老栓夫妇是没有觉悟的劳动群众。华老栓具有勤劳、善良、俭朴的品格，整天总是勤勤恳恳地劳动，即使熬了夜，也不肯休息。他爱儿子，为了给儿子看病，省吃俭用，拿出积累下来的一包洋钱给儿子买药。而当看到滴着人血的“药”时，他却又不敢去接，体现了他的胆怯和善良及矛盾心理。这是他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他又十分愚昧落后，深信人血馒头能治病的迷信邪说，他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他只关心儿子，对革命既不关心更不理解，对革命者的牺牲，他无动于衷。这又表现了他愚昧、麻木、无知的一面。他的愚昧落后，是封建统治者长期统治和毒害所造成的，所以作者既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又批判他的愚昧落后。 华老栓的妻子华大妈是华老栓性格的补充。 （2）夏瑜：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家境贫寒，以致使贪婪的牢头从他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认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我们大家”的天下是他的斗争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意志坚定，在狱中仍坚持宣传革命道理，甚至劝“牢头造反”，对革命矢志不渝，毫不动摇；在对敌斗争中，“不要命”，“不怕”打，不畏惧，不退缩反而觉得打他的阿义“可怜”，终于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他表现出革命者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夏瑜的生活原型是鉴湖女侠秋瑾。从名字上联系，人们普遍的解释为：“夏”“秋”相对，“瑜”“瑾”互映，“瑜”“瑾”皆从“玉”，在中国人名中往往取其颂美之意。也有人认为鲁迅先生对这两个名字的寓意很直接，“夏瑜”谐音“夏逾”，“秋瑾”语拼“秋近”，夏天过了，秋天临近，所以“夏瑜”即为“秋瑾”。 在敌人监牢里，他坚持斗争，进行革命宣传，“劝牢头造反”。牢头向他“盘盘底细”时，他侃侃“攀谈”开了，说出“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样响亮而有力的话。红眼睛阿义狠狠“给他两个嘴巴”，他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3）夏四奶奶：夏四奶奶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江南某城镇的贫苦妇女形象。她家境贫寒，年老体衰。她深爱相依为命的儿子，因失去他而痛苦悲伤；又因儿子是旧制度的叛逆者而蒙冤受辱，自觉脸上不光彩。她想早早上坟不见人，却又偏偏碰上了华大妈，所以她“踌躇”“羞愧”。她愚昧、迷信、守旧，是一个尚未觉醒的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4）康大叔：康大叔的职业身份是一职业刽子手。他凶暴、残忍、无耻。他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同属于社会最底层，他信息灵，了解牢狱内情，会卖人血馒头，赚得“泯灭良知”的钱，而这一点与华老拴买人血馒头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麻木无知愚昧残忍的体现。他会嫉妒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把剥下来的衣服拿去，感叹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有人认为康大叔与行刑的刽子手并不是同一人，也就是他并不是卖人血馒头给华老栓的那个黑衣人，因为黑衣人对待华老栓的态度与康大叔在茶馆里对华老栓的态度很不一样。 （5）驼背五少爷：驼背五少爷是茶客中最先出场的。他既叫五少爷，又整天游手好闲，足见他是一个大清国的遗老。而大清已走到了尽头，所以他的言行举止都有着日暮穷途、混日子的味道。他有一点儿活命钱，但不多，就没有地位和身份。华老栓夫妇也不很待见他。他总是透着遗老的委靡味儿，他的话沉闷压抑，弥漫着哀愁。他在茶馆中只顾闷头喝茶，或看街景，一般不与人说笑。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居然“忽然高兴起来”，那是在他听了康大叔说夏瑜被红眼睛阿义打了两个嘴巴之后，因为夏瑜说了一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驼背五少爷当然不愿意听。夏瑜被打，他由衷地高兴。这个描写可见他的遗老气味和皇权意识。他是万事与我无关的一类人的代表，虽然家道破败，但本能地反对革命。 （6）花白胡子：花白胡子是茶馆中的常客，年岁已高却不作老态，喜欢说笑，混得挺熟。他善于察言观色，熟谙人情世故，爱打听喜猎奇，既对老栓家情况的了如指掌，又“低声下气”向康大叔探听内幕消息。花白胡子开始问康大叔时对夏瑜的称呼是“孩子”，后来配合着康大叔的愤怒，对夏瑜的称呼十分灵活地变成“这种东西”，显示自己立场与康大叔一致。但康大叔对他的表态并不欣赏，反而冷笑着回敬了他句话：“你没有听清我的话。”其实花白胡子听清了，反而是康大叔没说明白。对此，花白胡子不敢也不会介意。他自以为见多识广、比别人聪明。在众茶客都不明白夏瑜为什么说阿义可怜时，他首先断定是夏瑜疯了，赢得一片附和而洋洋自得。可正是“恍然大悟”，更展现了他贫乏近乎无知、空虚近乎病态的精神世界。 （7）二十多岁的人：小说两次写到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第一次，康大叔说到夏瑜劝牢头造反，第一个反应的就是“阿呀，那还了得”，现出了很气愤的模样。第二次，当众人听明白夏瑜骂阿义可怜时，他又跟着花白胡子省悟，也恍然大悟地说：“发了疯了。”作为与夏瑜同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应该对世界自然有一份较为清醒的认识，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可是他也不能理解夏瑜的革命宣传，快速反应过来，不为别的，只是很气愤。反应越快，就越显示愚昧。在茶馆这场“群聊”中，他最后附和，“也恍然大悟”，说夏瑜是发了疯了，这种总结更是“青年”的悲哀了。 （8）丁字街青年：当时那个社会真的“病”得不轻，不只这一个青年如此。华老栓去丁字街头给儿子买人血馒头时，就被清一色的青年人笑话。冷清的秋天，大黑早里，到街上来赶闹热的看客，忽然发现杂了一个“老头子”，便觉得稀奇古怪，似乎这“老头子”穷开心，也来凑热闹，似乎这纯粹是“我们”年青人的专利。这样的青年是如此之多，“一眨眼，已经拥过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三三两两”本不孤零，“合作一堆”更见量大，“一眨眼”可见时间之短暂，“拥过”“潮一般”更见阵势之汹涌。青年的青春热情，如此而已，看看杀人寻热闹。 5、主题思想 鲁迅自己对《药》是这样解释的：“《药》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了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谈〈药〉》） （1）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是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夏瑜，作者是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的，但他的形象仍然很鲜明。夏瑜是一个青年革命者，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斗争意志，热爱真理，对革命事业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在革命遭受挫折，他被投入监牢时，他仍然对胜利充满信心，表现出乐观精神。在敌人监牢里，他坚持斗争，进行革命宣传，“劝牢头造反”。牢头向他“盘盘底细”时，他侃侃“攀谈”开了，说出“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样响亮而有力的话。红眼睛阿义狠狠“给他两个嘴巴”，他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可怜阿义的不觉悟。最后，他终于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这表现出革命者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2）这篇小说通过对封建统治爪牙的刻画，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黑暗。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等人的形象，则集中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阴险、狠毒、贪婪、卑鄙的反动本质。康大叔是个刽子手，他凶残狠毒，卑鄙诡诈。他一出场便使人感到憎恶。他替主子杀害革命者，公开宣扬革命有罪，告密有功，殴打革命者合理；他诈骗群众，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高价卖出；他宣传人血馒头是治病的良药。作者满怀憎恶的感情，集中刻画了他丑恶的外貌、野蛮的行动和卑劣的灵魂。作者对杀人刽子手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爪牙、帮凶尚且如此，主子必然更加凶残狡诈。夏三爷是个卑鄙的人，他极端自私，为了保全自身和获得钱财，竟不惜丧心病狂地告发夏瑜，出卖自己的侄儿。红眼睛阿义是监牢的牢头，在他看来，牢头榨取“犯人”的“油水”天经地义。他去盘问夏瑜“底细”，结果夏瑜太穷，没有“油水”可“榨”，他“气破了肚皮”。听了夏瑜的宣传，他不但毫不感动，反而狠狠地打了夏瑜两个嘴巴。夏瑜牺牲以后，他非但没有丝毫同情，而且拿走“剥下来的衣服”。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维护罪恶的封建统治。 （3）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缺点。革命者的牺牲是壮烈的、可歌可泣的，但是他所从的正义事业并不为一般群众所理解。他的牺牲在一般群众间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反而有人说他“发了疯”，说他“真不成东西”，根本不知道他的死亡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被杀的时候，周围站着许多群众看热闹。他所流的鲜血，被华老栓买来当治痨病的药。就是他的母亲夏四奶奶，除了母性的爱怜外，也没有认识到儿子所从事的事业的真正意义。她没有因为这样的儿子而自豪，反而在上坟时见到华大妈，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连作母亲的夏四奶奶也不能理解儿子，竟然感到不好见人，让人深思。她发现坟顶的花圈，不能理解它的崇高意义，只能当做迷信的解释，认为儿子“今天特意显点灵”。在这种情况下，夏瑜的牺牲就显得寂寞了。通过这些描写，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弱点，那就是革命党人严重地脱离群众。他们非但没有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而且也没有让群众充分认识革命事业的真正意义。群众不了解他们为什么革命，当然也谈不到对革命党人的同情和支持。 （4）群众的愚昧无知、麻木落后的状态在小说中也有体现。华老栓是当时社会中一部分没有觉悟的劳动群众的代表。他勤劳善良而又十分愚昧。他经营小茶馆，借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疼爱儿子，为了给儿子治病，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的钱。但到了买“药”市场刑场，他却“吃了一惊”，不敢走近，退到一家铺子屋檐下“发冷”，在他眼里，看杀头的闲人像“鬼似的”，当刽子手递给他想要买的良“药”——人血馒头时，他却不敢去接。在这些地方，作者着力写出了他性格中质的一面——勤劳和善良。在华老栓的性格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愚昧。用人血馒头治病，是一种迷信，而他却深信不疑，为有机会买到这种“药”而“感到爽快”；买到“药”后，他无比兴奋，小心地煎“药”，充满希望地看着儿子吃“药”。他关心的只是他的儿子。他完全不了解什么是革命，也就对革命者的死无动于衷，而对刽子手毕恭毕敬，显得十分愚昧、麻木。除华老栓夫妇外，丁字街青年和茶馆的茶客等无聊的看客，也是愚昧麻木的群众。鲁迅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如“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他们集体愚昧，以至于偶尔有些清醒些的革命先驱者（如夏瑜）的呼唤，仍然不能为他们所理解，所接受。 （5）不过，这篇小说主题也不是完全悲观。作者暗示了革命仍有前途。作品结尾处，写到夏奶奶上坟的时候，忽然在夏瑜的坟顶上发现了一个花圈。在寂寞荒凉的荒野，这花圈发出异彩，暗示出夏瑜并不是完全孤寂的，而是有无数革命者从他的牺牲受到教育和鼓舞，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它表明了尽管反动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实施残酷的屠杀，却无法扑灭革命的火焰。在这里，夏瑜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精神是永垂不朽的，革命仍然是有前途的。 三、拓展延伸：《<呐喊>自序》 《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