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关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观点或看法 备课素材--2023-2024学年高二历史统编版（2019）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

历史学者关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观点或看法

 

（一）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王勇《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认为，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来华。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

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后期迄于清末，才是西洋医学在中国开始传播时期，总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后期，正当16世纪欧洲科学和文化开始兴盛的时期。当时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无论在哲学、宗教、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个革新的高潮。一批欧洲天主教徒作为商业资本的先遣队和教会的拓展者，开始东行到中国传教。此时的天主教士带来的“西学”知识是比较广泛的，包括天文、历法、地理、水利、医学等。在医学方面，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有关人体生理的记述；二是关于西洋医事制度和设施方面的介绍，涉及医学分科和治疗、医学院校、医院设施、药物与药肆等。

彭益军《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及其意义》（载《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一文认为，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在汉、唐时已见端倪。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有一定连续性、包括近代医学概念的传入发生在明末清初，与西方传教士大有关系。明末清初，随着欧洲早期殖民主义者的东侵，一些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西方医学在中国有一定范围的传播，只是尚未形成系统，社会影响有限。后来，由于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医学的传入长期陷入停顿。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步步加紧对华侵略，中国日益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又充当了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的主要角色，近代西方医学开始全面进入中国。

几种观点虽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明清是西方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而传教士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张晓丽编著《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变迁》（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21—23页）一书中认为，明末清初是西方殖民扩张时期，西方很多传教士怀着到东方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信念，不辞劳苦前往传教，并以医药科学为前导，进行医学传教，以医学传播求得在华立足之地，宣扬宗教教义。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著名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等，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成就卓著。西学译书在中国很早产生，明清时期就有传教士到华翻译西方科技、医学类书籍，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在传教的同时，向中国翻译、介绍西学著作，译述西书约430多种，其中宗教类251种，占57%，自然科学类131种，占30%；人文类55种，占13%。虽然西方传教士试图利用医学作为传教手段，然而事实上西方医学传播的社会影响远胜于宗教，不过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还是以基础医学为主，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就。

董少新在《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一书中认为，明末清初西方科学技术得以传入并在中国得到传播，内在原因之一是中国统治者的需要与倡导，西洋天文学、历法、数学、地理学、铸炮技术、农田水利技术等的传入与传播莫不如是。就西洋医学的传入而言，传教士在中国民间所开展的行医传教活动似乎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中国境内除澳门外，几乎没有建立过正规的西式医院，对于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慈善医疗机构，如麻风病院、乞丐收容院、儿童收容院之类，文献中也没有详细的记录。不过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中的医疗活动与在民间的行医传教活动多有不同。从传教士留下的宫廷行医记载来看，几乎没有奇迹治疗的例子，而是较为侧重于对医学治疗手段的描述。在皇帝的招请之下，西洋传教士医生得以进入宫廷行医，并且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与兴趣在宫廷中开展制药、翻译医书等事。

张晓丽编著《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变迁》（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一书中认为，康熙帝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于西方科学开放求学，使得很多传教士将西方科学传输到中国，医学也是如此，在他的支持提倡下，西医药在中国有所引进，人体解剖等近代医学知识得以传入，开近代西医学传播的先河。

郝先中《清代中医界对西洋医学的认知与回应》（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清时期传教士们带来的主要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故并未受到中国人民的重视。19世纪初，英国医生皮尔逊

把牛痘接种术传到广东，各地纷纷前往学习，随后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传入中国，近代西医学的成就被相继引入。1842年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西方医学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并开始对中国医学产生较大影响。

郝先中认为，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维新思想的产生，中医界出现了一些潜心探讨西洋医学的人，中医学界对西洋医学认识也得到升华。此时的中国医学界更多地提倡取长补短，通过汇通中西医寻求中国医学发展。在甲午以前，汇通派医家多半自行采撷西医学，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庚子以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局面，加深了思想界、知识界的民族危机感，改良派思潮呼唤“医学救国”，中医学界也真正觉醒起来。此时的中医学界多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发现自身之不足，于是纷纷力倡“改良中医学”，主张引进西医、吸收西医之长。

秦永杰、王云贵《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7期）一文认为，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留学生及思想比较开明的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这些媒介进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医过程中是前驱，担当了先锋角色。传教士的到来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创办了中国首批西医院和西医学校，翻译了大量医学书籍报刊，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造福了近代中国社会。而且，传教医生在客观上把各种新颖的医学技术、医学器材、药物知识、医疗机构建设体制以及医学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初步形成了以西医医院为主体的医疗和医学教育网络，促进了西方医学的传播和发展。传教士还掀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学潮，为中国医学生提供了更加直接和全面学习西医的机会。

何小莲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载《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一文指出，传教士在西医东传的过程中，不仅是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新学说及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清时期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中国人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公共卫生意识终于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养育和滋长。随着新的健康观与卫生思想逐步得以强化。中国社会开始以新的健康和卫生标准检验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借用其中的某些概念检验社会。一些有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