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离骚》同步练习 2022-2023学年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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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离骚》作业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②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们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③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代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代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④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⑤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page number 0


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⑥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摘编自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楚辞”名称的出现不晚于汉代前期,作为专称指以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新诗体。

B.《楚辞》由西汉末年刘向辑录而成,包含了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楚辞”的作品,它和《诗经》都影响深远。

C.与楚地歌谣不同的是,楚辞不适宜歌唱,据古籍记载,楚辞需要用类似古希腊史诗“吟唱”的特别声调来诵读。

D.汉代人认为“不歌而诵谓之赋”,所以普遍把楚辞称为“赋”,而现代人不主张称楚辞为“赋”,两者皆有合理之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主要从楚辞的名称、楚辞与歌谣的异同、影响楚辞形式的因素三个方面介绍了楚辞。

B.文中列举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是为了证明楚地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

C.文章分析楚辞的形成时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如将楚辞与楚地歌谣、楚辞与散文作比较。

D.文章使用了丰富的引证,引用的材料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从而加强了作者观点的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孺子歌》《大风歌》《垓下歌》每句可长可短,且在句尾或句中多用“兮”字,具有楚辞的显著特征,因此它们都属于“楚辞”。

B.《史记》中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本文认为先有“屈赋”后有“汉赋”,由此可见本文作者更倾向于把“楚辞”称为“赋”。

C.楚地盛行巫教,屈原的作品中也大量使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这说明作家生活的地域文化氛围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D.影响楚辞形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因此在这诸多因素中,屈原的创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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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狄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page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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