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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发布时间:2021-10-09 10:33:29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清末十余年,从新政到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中推行新政,目的在于挽救统治,但随着新政展开,旧制度与新势力的裂痕逐渐加深,终于引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回望110年前的这段历史,可以说清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
“保大清”终成败局
历史有自己的逻辑,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清末新政旨在维护清政府统治,即所谓“保大清”,但是由于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结果“保大清”的目的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
一是清政府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慈禧太后惯用各派势力矛盾来维系统治稳定。在“丁未政潮”中,奕劻、袁世凯击败瞿鸿禨、岑春煊等人,势力开始膨胀。为了抑制前者,慈禧太后调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同时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军机处,对袁加以牵制。慈禧去世后,宣统帝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身分总揽朝政,为对付奕劻、袁世凯集团,他一方面罢黜袁世凯,闲置张之洞,打击汉族大臣;另一方面自代宣统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任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种“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做法使满汉关系更趋激化。载沣个人庸碌无能,难以控制皇族亲贵,以至于“政出多门”,愈发混乱。总之,皇族亲贵们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上的争斗。
二是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崛起,地方督抚逐渐与中央离心,经庚子事变后,此种趋向日益明显。清末新政推行过程中,地方督抚通过练兵、筹饷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军权与财权,而清廷则迫切希望加强中央集权,于是集权与分权产生矛盾,双方关系愈发紧张。在“预备立宪”初期的地方官制改革中,清廷希望在各省设立直属于中央各部的机构,以削减地方督抚权力。如以行政与司法分离为由的“司法独立”,即有剥夺地方督抚司法权的意图。但各省督抚普遍反对,抵制地方官制改革。清廷一味加强自身集权,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
三是清政府与立宪派的矛盾。立宪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股以新兴绅商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他们希望实现君主立宪制。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设谘议局,开资政院,给了立宪派期望,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并多次发动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以图推动宪政改革。然而,他们的要求与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1911年,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彻底打破了立宪派的幻想,把立宪派推到了对立面。清末政治舞台上的三股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的关系与势力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其中立宪派颇为关键。立宪派起初支持清末新政与立宪,而后弃清廷而与革命派合流,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失败。
清末新政是一次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焦点即在于此。在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之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清政府既不能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更无力应对外部矛盾,覆亡在所难免。
“保中国”势成磅礴
与清政府推行新政“保大清”不同,辛亥革命是为了“保中国”,它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探索近代中国的救国之道。从政治体制变革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其功绩彪炳史册。
革命是走向共和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实现近代民主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改良,即通过旧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渐进式改革,最终实现君主立宪;二是革命,即用暴力推翻君主制度,实现民主共和。在近代中国,清末“预备立宪”陷入绝境,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剩下的只有革命。
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
清末新政是改良,辛亥革命当然是革命。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按照清政府改革的方向和平实现社会转型,即所谓“告别革命”论。这种论调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解构革命的历史叙事,且一厢情愿地假设清政府的改良是好的。那么试问,清末新政的结果如何呢?梁启超曾尖锐地抨击道:“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当时人疾呼:“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政府积重难返,企图改良,但是走不通,也不可能走得通。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面对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推翻封建君主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