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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学年宁波市九校联考高二语文试题 第一学期 (满分150分,测试时间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共34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 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 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 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 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 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移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 “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 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 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贵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 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 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 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 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 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 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使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 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 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 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 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 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史学家的大手笔。这些,都是后人需要学 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 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 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 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摘编自李学勤《历史学者要“面向大众”》) 材料二: 《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大体符合史事格局,真实反映了政权更替过 程,保持了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但人物形象刻画、细节抽写多有虚构,以服务于拥刘贬 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诉求,其艺术效果是强烈的、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宁波市九校联考高二语文试题第1页共8页 我们应当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 当然,不同的史传文学与信史的接近程度不同,《东周列国志》比《三国演义》切近信史,而艺 术感染力却差了许多:《封神演义》除了未离周革殷命的历史总格局外,情节与信史多不搭界。 必须提及的是,史传文学的优劣高下,并不取决于虚构成分的多寡。艺术虚构是文学创作的必 需,关键在于,文学书写不一定要求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而必须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是 在典型环境中演绎的典型情节和典型形象。 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当以文学杰作欣赏之,从中获得充分的美学享受,兼领某种历史哲 学启示(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得人心者得天下”之类),而不可寻历史细节真实于史传 文学,不应当以信史标准苛责讲史小说,正如不能以过高的生动性、艺术典型性要求史书《三 国志》一样。 当下,大量历史题材影视刷广为播放,打开电视机,关于秦皇、汉武,唐宗、武则天,康 熙、雍正、乾隆等历史人物的史剧扑面而来,提供了艺术欣赏的一个部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普及历史常识之效,但对后者则不应当也不可能企望过高。我们在讲解信史史实后,总要申明: 优秀的史传文学应当揭示历史的本质真实,但既然是文学,必然有虚构,所述人和事,不一定 都是历史实际(甚至多半并非史实)。完整而科学地讲述历史进程,是正规的历史书的使命,不 能以之苛求史传文学。同此,虽然若千历史著作写得富于文学性(《史记》有“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