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解析：福建省福州市一中2021-2022学年高二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福州一中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26分） （一）（12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西方研究科举制与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关系，主要注目于“进士”“举人”中的商人背景。这是为史料所限，不得不如此，因为进士题名录、乡试录之类的文件传世者尚多，可据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这些现代的量化研究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人所共见。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意见：从科举制看“商”上升至“士”的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关口便是“生员”。“童生”通过了“童试”，成为“生员”，才能参加府、州、县学的“岁考”和“科考”；“科考”列名第一、第二等则正式取得“乡试”的资格。因此“童生”与“生员”中有多少人来自商人家庭，显然应该是研究社会流动所必须首先追寻的问题。可惜由于大量“生员”（“童生”更不必说）的家世背景在资料上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一领域中的量化研究根本不可能开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旁敲侧击，试作一点推测。 明末小说《型世言》第二十三回说： 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祸，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扁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扁额，扯上两面大旗。 这里说的是“生员”和“贡生”（即“监生”或“太学生”）都可以用银子买到。买“生员”的包括农家（“锄头”）和商贩（“扁挑”），买“贡生”的则主要是“经商”的人。明、清两朝在财政困难时期依靠“捐纳”（即出卖“生员”和“监生”）的方式来筹款，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明、清国子监制度中本设有“捐资入监”一条，称为“例监”，而“贡监”中也有“纳贡”一项。据近人研究，如道光一朝（1821-1850）由“捐纳”而来的“监生”即超过三十万人，平均每年一万名。所以《型世言》虽是小说，却从侧面透露出科举制因商人势力上升而发生的变动。 除了捐纳为“监生”“生员”之外，商人子弟以“童生”考入府、州、县“廪膳”“增广”“附学”等“生员”的当然也不在少数，因为他们一般都很重视子弟的教育。至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商人，政府还为他们特设“生员”名额，以保障其“乡试”的资格，如明万历（1573-1619）中盐商子弟的保障名额便附入扬州府学。湛若水（1466-1560）的扬州甘泉书院更是由大盐商捐钱所建，扬州和仪真的盐商子弟来从学者不少。这当然也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所以商人子弟走正规科举这条路的，在明、清时期已成一普遍风气。清代沈垚（1798-1840）断言：“非父兄先营事业（按：即经商）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这一观察相当准确，有无数实例可证。明、清“进士”和“举人”名录中以来自“民”籍者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当时填报家世时根据户籍的分类，如军、民、匠、灶（即盐商）之类。事实上，户籍划分愈到后来便愈欠严格，因此所谓“民”之中必然包括了商人在内，不过从名录中看不出来而已。 社会流动的结果使十六世纪以后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不但士、商之间的界线已混而难分，而且整个帝国系统（imperialsystem）也不得不有所调整，以照顾到商人阶层的利益。商人子弟无论是通过“捐纳”以取得“监生”的身份或由正途出身以进入官僚系统，都自然不免对商业世界抱着一种同情而又理解的态度。我过去研究明清“士商互动”的历史，曾获得两点清晰的认识：第一、商人子弟入太学为“监生”并不必然是为了仕宦，而毋宁是借着“监生”的身份与官方往来，对家中的商业运作起一些保护作用。第二、由正途出身而踏进宦途的也有人宁愿在户部或税关任职，以便在行使职权时发生某些“宽商”的效应。至于在朝士大夫为商业发展（包括海外贸易）的正当性辩护之事则更是屡见不鲜。万历时御史叶永盛便曾为浙江盐税力争，得免岁征十五万两。但他之所以能如此则完全得力于歙县一位“生员”汪文演提供的数据。 （摘编自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材料二： 八股文确实可以看作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第一场就要考《四书》《五经》，还要作试帖诗，非常刻板。但科举考试还考别的内容，第二、三场有诰、有表、有判、有策问。什么叫诰？就是模仿皇帝的语气发布文书，这个诰非常难写，就像今天让你模仿中央领导的语气写一份报告。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书。判则是考验考生的断案能力。最重要的是策问。策问考验应试者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考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涵盖实际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吏治、仓储、水利、缉盗、钱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有一道策问题是：假设让你做一个保甲推行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熟悉保甲史的人都知道，保甲实施的前提是必须按村和户的规模进行设计，但很多地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有的散住在谷底，面对这种种复杂的情况，怎么实行保甲？ （摘编自杨念群《科举的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