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第二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安庆二中2019—2020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考试
高一语文试题
满分150分,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命题人:高一备课组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文学可以看作是作家追求个人审美体验的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与他人一起探求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公共行动。文学公共性就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介入公共生活,表现自已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感时忧国” 既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伦理情怀,也是中国文学精神里特有的“公共性”品质。
雨果说:“愤怒与温情,是对于人类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中国文学的“公共性”,就具有这种既“愤怒”又“温情”的特点:一方面,是“愤怒”和不满,具体表现为对权力的“以究王讻”的“上层反讽”;一方面,是仁慈和“温情”,具体表现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形态的“公共性”,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的基本理念、“经世致用”的责任伦理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在中国儒家的文化元典《礼记》里,就建构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后来的《吕氏春秋》对“天下观”的阐释愈加深入,也愈加进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在此基础上,邑不事及其门人全面地阐发了“士君子”文化观,表现出极可宝贵的启蒙主义精神,“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种博大的“天下”观念和“遗生行义”的“士君子”伦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学写作。
受这样的“舍生取义”的观念影响,中国以《史记》为典范的史传叙事和小说叙事,以“杜诗”为代表的诗歌抒情,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醒世独立的写作精神和亢直不挠的批判勇气,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性”品质。王夫之说,中国自《诗经》以来的诗人,“有所指斥,则皇甫、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愿,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这种“无畏于天,无恤于人”的精神,作为一种伟大传统,在后来千百年的诗歌写作中,有继维绳绳的赓续和体现。在叙事文学的写作领城,司马迁则在《太史公自序》中,标举“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叙事原则,实乃一种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即使今天来看,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和现代性。
同情民众,关注民瘼,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伟大的“公共性”品质。以士君子为主体的优秀的中国文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中国文学中的“公共性”,也就体现为对“民生”“社稷”等“公共事象”的关注,体现为对同情底层大众的“哀”和“忧”的情感表达。在《离骚》里,屈原吟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抒发了他对艰难时世的不幸民众的同情;杜甫则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真挚同情和对权势的尖锐批评。对杜甫的这种仁慈而又伟大的“哀忧”精神,华人学者洪业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
可以说,正是屈原、司马迁和杜甫他们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 以中
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写作,来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公共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才使我们的文学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并最终赢得世界读者的尊敬。
(摘编自李建军《“公共性”与中国文学经验》)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学公共性与作为社会人的作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能离开作家讨论文学公共性。
B.相比于对权力的“愤怒”不满,作家对民众的仁慈“温情”更具有现实精神和人道情怀。
C.《史记》的反讽精神,体现出了写作者醒世独立的写作精神和亢直不挠的批判勇气。
D.《离骚》《史记》和“杜诗”中包含的公共性,具有人类经验的“普遍性”和“世界性”。
2.下列关于原文的论证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论证中国文化伦理情怀与文学公共性的关联,是依由因到果的逻辑顺序推进的。
B.文章引用雨果关于“愤怒与温情”的话,巧妙地衔接了上下文,也有力地支撑了论点。
C.文章指出理解中国文学的“公共性”品质可从两方面入手,并重点分析了二者间的关系。
D.文章提出问题后,分析了“感时忧国” 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并论证了其带来的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真正介人公共生活、肩负责任感的写作者,其作品中也就必然有文学公共性的品质。
B.《礼记》《吕氏春秋》和“士君子”文化观,对中国文学写作的影响程度是一样的。
C.杜甫的作品能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部分来自于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判断。
D.中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看重的是写作者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忧哀” 情怀和反讽精神。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
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x证据的暖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摘编自俞熙娜、沈爱国学术论文《“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记者柴静对“媒体失语”的反思与材料三的立场有根本上的差异,柴静更强调在突发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