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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寻找“野败”的日子里
挫折不可怕,艰苦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丧失自我,是迷失自我。为了杂交水稻的成功,他整个身心投入到科学试验之中。他记住,上帝给予人的并不多,必须要牢牢抓住一切机遇。他像是一位到西天取经的唐僧,经过九九八十一道劫难,他抓住了,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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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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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隆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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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最朴素的生活,怀最遥远的梦想
七堇年
回首那些错把倾诉冲动当作创作才华的无知年岁,在兵荒马乱的晚自习上,在熄灯的宿舍里,我们总是在一堆堆耀武扬威的习题和试卷的缝隙间,在应急灯渐渐微弱下去的光线中,一手撑着深不可测的夜,一手写下无处倾诉的话。
那些执念,那样的旧时光,一晃就过去了。
而今仿佛是站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尴尬路口,已经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写字,因为心里有了羞赧和踌躇,对纷繁复杂的眼之所见有了惧怕。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写这无法书写的自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诉说,诉说这无法诉说的世界。
前些日子在英文泛读课上看了一篇美国作家写的文章,他说:“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很多人把这句话误读成‘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这篇散文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即幸福本身就是虚妄,它只存在于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在所谓的终点你是看不到幸福的,因为它不存在。
我因此想起了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年岁,因为一些小事踌躇满志,连走路的步伐都快了起来,仿佛急于直面人生;但是当鞋里掺进了一颗硌脚的石子儿,便又会呼天抢地,倒戈弃甲,觉得世不容我。但是终于——在其后的其后——我渐渐承认,活着的价值,在于有一个饱满的人生。
这些年,为着实现这样饱满的人生,我断断续续地做着一些代价高昂的遥远的梦,断断续续地写些不叫文字的文字,断断续续地被生活的遗憾打岔,跌入低谷,并且拒绝任何搭救,自己慢慢摸索着爬起来继续走。这青春,与世间任何一段青春无异——年月里那些朝生暮死的悲喜,也就这样野花般自生自灭地燃烧在茫茫命途中,装点了路人的梦。
故人对我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说这话的少年,早已成了记忆深处的那些花儿,走上了更远、更美的路。只是这句话,我一直都唯唯诺诺地记得。我也因此感激涕零,我何其所幸——“如果不是因了你们,我何以能这样平安成长,渐渐变成一个健全的人”。
记录这旅途的大部分文字,从高一到高三毕业,用了整个成长的时间来完成它。那些我们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长大的少年时代,曾是属于我们大多数孩子的一段最清澈最美好的时光,如同所有踏过了中学岁月,踏过了高考,踏过了命运的沼泽,在险些陷下去的时刻,被意志和希望重新拉回到一条更值得坚持下去的路上的孩子们——亲身经历过的那样。
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
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选自2017年第4期《文苑》,有删改)
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生。
1963年,袁隆平扛起重任,他秉持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下百姓疾苦的自我担当,向饥饿发起了挑战,正式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1966年,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发表,直击当时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禁区。然而,这篇文章在当时科技界引来的更多的是质疑和嘲笑;他所从事的研究,更不被周边的人们所理解,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亲手种植的试验秧苗甚至被砸了个稀巴烂。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袁隆平的团队用常人难以忍受的坚韧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天道酬勤。1971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找到了野生雄性败育稻;1973年,43岁的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成功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了每亩500公斤以上。接着,9年攻关,“两系法”研究成功。随后,一期、二期“超级稻”相继成功,亩产突破800公斤。2011年9月19日,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湖南隆回县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926.6公斤。这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袁隆平下一步的目标是在自己90岁之后实现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 000公斤的目标。
由于成绩卓著,袁隆平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稻之父。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4月,荣登“2010中国心灵富豪榜首富榜”,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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